我们曾多次到过福建。武夷山的秀美风光、泉州丰富的历史人文景观和改革开放后福建经济的迅速发展与整体改观，都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但缺乏对福建整体的了解，尤其是从海上丝绸之路和海洋文明的角度来认识福建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我们需要补上这一课。

2024年10月下旬，我俩参加了朋友策划的“行地无疆——蔚蓝梦想”旅行。行程17天，覆盖了福建八个地级市和一个综合试验区[注1]，以东南沿海城市为主，包括中国船政发祥地与中国近代海军摇篮的福州、宋元时期的繁华商贸中心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明代福建四大商港之一、唯一合法的民间海外商港漳州月港、明代海上丝绸之路重镇和抗倭与海防重镇的莆田、著名侨乡与华侨的出入港厦门、福建的世界文化遗产武夷山、龙岩和漳州的土楼等。景点的选择，旨在了解中国海洋文化的形成、演进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涵与历史意义。整个行程中，我们参观了29个博物馆[注2]、福建五个世界文化遗产中的四个[注3]，游览了10个古城、古镇和古村落[注4]，人文景观十分丰富，即使是武夷山九曲溪的漂流和三明尤溪的联合梯田景观，也充满了很有意义的人文内容，收获超出预期。虽然也有遗憾，但是总体不虚此行。

一、八山一水一分田、南迁向海拓空间

地处我国东南沿海的福建，三面环山，一面朝海。陆上境内多为山地与丘陵，占福建总面积的80%，水与耕地仅占一成。以闽西的武夷山脉、闽中的鹫峰山脉与戴云山脉几大山带为主，加上闽江、晋江、九龙江与汀江为主的河流及有限的梯田，便是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注5]的真实写照。

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和纵横相切的高山峡谷，阻隔了福建与周边的联系；险滩密布的闽江水系及支流，加大了福建人利用江河水系往来的风险。但是13.6万平方公里的福建海域面积和1400多个沿海岛屿，却为福建先民及后人提供了比陆地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福建拥有可建万吨级泊位的深水海岸线535公里，曲线长度达3753公里，约占全国海岸线总长度的18.3%，居全国第二位。山多海阔的自然地理地貌和特殊的海岸地貌格局，使福建拥有很多海湾和重要的港口，同时也书写了福建在中国海上文明史上尤其是宋元时期的篇章与重要贡献。

1、 “东山路桥”利迁徙、闽台渊源数千年

我们在福州参观了“福建省博物馆”的《福建古代文明之光》、《福建考古成就展》和《福建南岛语族考古成果展》，在泉州参观了“闽台缘博物馆”的闽台历史渊源展览，在平潭岛参观了“龟山遗址南岛语族博物馆”从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成果中，了解了福建的史前文化、南岛语族先祖与闽台史前族群的渊源。

在距今3～1万年前的第四纪末次冰期，全球气候转冷，海水从台湾海峡消退，将部分陆地托出海平面，使台湾与大陆连为一体。源自漳州南部东山岛的“东山路桥”，是在距今一万年以前，当东海海平面上升后，唯一露出海面的海峡路桥[注6]。东山路桥的持续，为陆生哺乳动物的栖息和人类的迁徙，创造了条件。直至气候转暖，东山路桥沉入海底之前，生活在福建的古人类，为了扩大生存空间，沿着东山路桥，进入台湾，漳州地区也因之成为人类迁往台湾的一个“桥头堡”。

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福建多地和台湾出土的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时期的遗物发现，考古人员根据基因遗传的研究结果认为，南岛语族系人群[注7]起源于中国南方福建及其毗邻地区的人群，时间可追溯到8400年前。最早的一批南岛语族人在距今6000多年前从大陆东南沿海向台湾移民；距今5000多年前，南岛语族从台湾向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扩散，并最终殖民太平洋岛屿。从“闽台缘博物馆”的展示图上看，这些向海迁徙漂流的人，1500年前向西到达东非的马达加斯加，1100年前向东到达南美复活节岛。考古研究不仅证明了闽台史前古人类、闽台古人类与南岛语族人在血缘基因方面的紧密联系，而且从海洋史的角度展示了他们是人类大航海的先驱。“环绕中国四大海域各岛上的古文化，都起源于中国大陆东岸。中国从来都是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同样发达的复合型文明。”

我们在武夷山乘竹筏在九曲溪漂流时，看到了高悬在百米悬崖上的“悬空船棺”。这是距今3750年的“架壑船棺”，也是武夷山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八项遗产之一[注8]。悬棺证明，闽越是百越之一，南岛语族是闽越之一。这种殡葬方式体现出古代闽越人“向海而生、向天而死”的理念，也与汉族的祖先崇拜、灵魂不灭的信仰相似。

2、 中原汉族入闽境、闽越文化呈多元

我们在武夷山参观了“武夷山市博物馆”和“城村汉城博物馆”，结合福建省博物馆的展览，对闽越族群的形成、其与中原文化融合的历史有了初步的了解。

福建因其相对封闭独立的地理环境和特殊的地理地貌，长期以来，一直是闽越人的天下。石器时期，史前先民就创造了个性鲜明的牛鼻山与昙石山文化[注9]。考古发现，距今4000～5500年前的昙石山遗址出土的大批陶器、石器、骨器和玉器，具有鲜明的海洋文化特色，是先秦时期闽台两岸海洋文化的源头；新石器晚期至商周时期，闽中土著民在福建从事渔猎农耕生产，奇和洞遗址代表了福建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土著文化。在生产活动和与楚人及东瓯部落的战争中，闽人开始接触江南文化，创造了包含山地文化与海洋文化因素在内的当地文化；至青铜时代，形成了七闽[注10]部族。战国中期，越国被楚国打败后，越王勾践的后裔与族人向南迁避入闽，与当地闽族人相融合，形成了闽越族，成为我国南方百越民族中重要的一支，奠定了闽越国兴盛的基础。秦汉之前，闽越土著文化相对独立。秦统一全国后，置闽中郡，福建地区正式纳入了中原王朝的管辖范围。公元前202年，因越国倒秦佐汉灭楚有功，刘邦册封越国首领无诸为闽越王，建立闽越国，进而开始了闽越雄踞东南的时代。融合了本土、江南和中原文化的闽越王国，奠定了西汉闽越王国的根基，也铸就了闽越文化的多元。

福建的土著闽人与源自江浙地区的越人融合而成的闽越人，善于操船航海，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海洋民族。可以说，闽越的上层是第一拨衣冠南渡，浙江越国的落难精英。直至公元前110年，闽越国被汉武帝灭掉前的近百年时间里，作为中央王朝册封的地方诸侯国，在王权结构上，闽越国以血缘宗族为纽带，实行王位世袭制；在社会经济方面，引进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在农耕、建筑、制陶和冶铸等方面发展显著；在王城的建筑和城址布局上，体现出相当的物质文明与生产水平。福建从此汉化。

位于武夷山市兴田镇城村的城村汉城遗址是被列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武夷山的重要一部分，也是环太平洋地区保存最完整的汉代古城之一。在距今2355年的城村汉城遗址上建造的城村汉城博物馆，全面介绍了闽越民族、闽越王国与闽越风俗；以大型宫殿建筑为中心的王城，分布有殿堂、衙署及道路、排水系统等；贵族墓穴中发掘的考古文物显示了闽越贵族在衣食住行和文化习俗方面引进了汉族的理念和制度。

汉至五代时期，是闽越文化与南传汉代文化漫长的整合交融时期。汉代以后，中央政权对福建的治理和开发，中原汉族人开始大规模迁徙入闽，汉人在定居繁衍的闽江、九龙江、晋江、木兰溪、汀江沿岸传播汉文化，深化了汉文化与闽越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3、北方战乱向南迁、人稠地少扩空间

闽越国被灭后，福建经历了一段人口稀少，发展较为缓慢的时期。两晋以来，北方战乱不断，从公元311年的西晋永嘉之乱、到公元755年的唐安史之乱，再到公元1127年的北宋靖康之乱，都导致中原地区的士大夫及庶民百姓被迫不断南迁。西晋年间因避战祸迁居福建的中原林、黄、陈、郑、詹、丘、柯、胡八姓之族，是较早进入福建的中原士族。东晋之乱、五胡乱华以来，中原人或战乱或戍边南移入闽，其中迁徙到闽南落地生根的高潮，主要发生在南宋时期。唐初中央政府为加强对南方蛮獠的控制，派陈政陈光远父子率数千府兵进驻漳江与九龙江流域。唐后期，王仙芝、黄巢起义，中原汉人避乱，南下迁徙者不绝于途。之后，闽南人口出现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增长。宋代是中原人迁徙的第三次高潮，此时，中国南方因中原人南移而带来经济社会与文化的进展，加上泉州刺桐港的发达，更吸引着北方汉人的移入。而靖康之难、宋室南迁，中原无论衣冠人物，还是白衣补丁，都纷纷向南迁移。南宋时，朝廷节节败退，由浙江进入福建，最后在海上败亡，在闽南留下皇朝败亡的遗迹。

中原士族三次大规模南迁（衣冠南渡），对闽粤一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中原族群进入长江以南地区，与原住民融合，在当地繁衍昌盛，一方面为南方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文化，促成了福建历史上的再次隆兴；但同时闽粤一代人口的激增，使处于山区地带，土地资源本来就有限的闽粤百姓只能通过在崇山峻岭的山坡开辟梯田要空间，同时向海求生，出洋谋路。史料上有记载：“漳泉诸府，负山环海。田少民多，出米不负民食。”

我们在三明市尤溪，意外的发现了自然与人文结合的农业文化遗产景观——尤溪联合梯田。这个项目让我们不仅欣赏了壮美的农业自然景观，而且有助于了解福建农耕的艰难和历史上多次北方居民南迁对福建的影响。福建的尤溪联合梯田于2018年与湖南、广西、江西的梯田申报成功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其申报成功的重要原因在于其独特的农耕文化和生态保护系统。尤溪联合梯田联合了8个行政村的上万亩梯田，最高处海拔近900米，最低处海拔500米，每块田面积最大的不过一亩，最小的则是“蛤蟆一跳过三丘”的碎块田。

据历史记载，梯田最早出现是在史前时期，距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梯田的建造，是当时人们南迁时迫不得已的选择，体现出当地的自然地貌状况，也显示了先民因地制宜，不畏艰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财富的奋斗精神。如今漫山遍野、层层叠叠的联合梯田，已成为摄影家的天堂，但是如果从人文的角度来欣赏这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内涵，会觉得这片梯田更美。尤溪农民通过辛勤劳作和传承，保护了农耕稻作系统，当地农民保留着原始的木犁和锄头等50多种稻作农具；梯田之所以能够持续数千年，是因为当地农民有效地利用了大片的竹林来保持水分，通过地下水系和水压，找到有地下水的山坡开田，“以竹蓄水，以水养稻。”良好的水土保养、水土保持的生态功能是梯田持续千年的重要因素。千百年来，中国的农民就知道如何与环境共生。

我们有幸在尤溪梯田的酒店里遇到了热爱摄影并参与尤溪梯田申报农业文化遗产的负责人包先生。他不仅给我们介绍了梯田之所以能够延续千年的秘密，而且还赠送给我们一本他自己拍摄的梯田影集，令我们欣喜万分。清晨，我们在梯田等待和观看日出。透过云雾缭绕中的叠嶂山峦，火红的太阳从云雾中升起，光芒照在梯田上，美丽的田园风光令我们兴奋不已。

梯田的拓展空间毕竟有限，无际的大海和海洋贸易的发展给南方的发展，尤其是福建创造了条件。福建沿海人民围海造田、凿塘筑陂、兴修水利，改良农地。唐宋时期，福建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和交通发展迅速，莆田、泉州等一些沿海城镇的对外贸易更是迅猛发展，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经济发达的地区。

二、南渡精英承祖德、朱子理学固传统

我们此行参观了武夷山市博物馆，了解了武夷山千年窑火、陶瓷茶叶和朱子理学摇篮的历史；在武夷山九曲溪乘竹筏漂流，在欣赏大自然美景的同时，听船工风趣的讲述了九曲溪两岸的古迹与传说；游览了武夷山五夫镇的兴贤古镇、福州仓山区的林浦三明尤溪的桂峰村、莆田的兴华古街、漳州市龙海区的埭美古村和南平顺昌的元坑古镇等，这些没有太多商业化色彩的古镇，保留着古老的祠堂、书院、古街和民居。从祠堂里的祖先历史与族规、书院内的学规、民居里的家训，我们学习了中原文化在福建传播生根的历史，也看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融入与传承对福建发展的影响与痕迹。莆田市博物馆和漳州市博物馆更是详尽的介绍了中原士族三次大规模南迁后对莆田和漳州发展的影响。

1、重教兴学传文化、人才济济促发展

历史上多次因北方战乱而南迁的中原族群，其中相当一部分衣冠精英是先进文化的载体，他们为南方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文化理念，提升了当地的教育水平和人口的质量，促进了福建历史上的再度隆兴。此外，中原府兵的入闽，也在很大程度上为福建的政局稳定、经济发展和文化的兴盛创造了条件。

武夷山自开邑以来，就有入闽氏族在此筑庐、授徒，阐释儒家经义，武夷山又是朱熹的故里和朱子理学的摇篮。出生在尤溪、幼居于建瓯、拜师于延平、终老于建阳的朱熹，在南宋1143年，因父亲在临终前将其托付给抗金名将、建州崇安县的刘子羽，在14岁时就落籍武夷山，在这里生活、著书、讲学50载，武夷山因此成为朱熹成长、成才、成名的地方，也是朱子理学萌芽、形成和传播之地。

在武夷山五夫镇的兴贤古街，我们参观了朱熹故居、刘氏祠堂和书院。早在中晚唐时期刘氏家族就已迁居至五夫镇。宋代时，五夫镇开始兴旺，南宋后期因胡家、刘家诸贤以及朱熹相继成名后，更是达到鼎盛。朱熹在花甲之年，出知漳州，把“笃意学校，力倡儒学”作为改变漳州“俗未知礼”的方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就是在漳州期间完成，并以官帑刊刻行世的。由于朱熹的“兴化”，漳州逐渐成为“海滨邹鲁”。[注11]

中原士族和百姓入闽后，在承继传统、弘扬祖德方面，通过建祠规训、编修族谱、形成独具地域特色的宗祠文化；在重教兴学、传播理学方面，通过广建书院书堂、传播传统文化和理学思想，激励寒门学子中科举、修身齐家治天下。仅莆田一地，宋代时期的书院就达到34所，是唐代的四倍之多；从唐至清，莆田就出了2482名进士，19名状元，2名武状元。[注12]

我们在莆田参观了市中心的兴化历史文化街区。这个建于宋朝（983年）的街区，就是中原士族南迁之后，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兴起的。宋代，兴化军设置，也促进了兴化的发展。我们在福州参观的历史文化名村——林浦村，人文荟萃、积淀深厚，保存着秦汉、五代、宋、元、明、清、民国各个时期的文物古迹。这里诞生过诸多的儒雅名士，名门望族，从宋朝至清朝光绪年间，林浦村共产生了18位进士。作为宋代末帝逃逸藏身的林浦村，至今还保留着千年的宋帝行宫（泰山宫）、林浦断桥和廉江书院。朱熹曾到此讲过学。我们在村里，还与村民（据他本人说是宋帝的后代）聊天和打乒乓球呢。

始建于南宋1247年的桂峰村，位于尤溪县洋中镇。因村中的蔡氏名门望族，而被称为“蔡岭”，是一个有文化底蕴、传承中国文化的典型村落。顺应等高线布局的自由式山地聚落，桂峰村现存39做清代建筑，蔡氏宗祠、蔡氏祖庙和村落建筑等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沿着古老的石卵地，慢慢上山，逐一走进每个大宅。与苏轼、黄庭坚、米芾一起，成为“宋四家”的书法家蔡襄，就出生在桂峰村。他在宋仁宗年间，登进士第，在朝廷任高官，所到之处，皆有政绩。因为官公正，受到百姓赞赏。

众多的优秀人才，使宋代时期的福建在哲学思想、文学艺术、教育出版、科技等领域均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出现了如宋代名臣、集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科学家于一身的莆阳居士蔡襄、发明水运仪象台的北宋时期著名的天文学家、药物学家、政治家苏颂等。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朱熹将孔孟以来传统儒家思想加以综合提炼，又吸收、融入佛道思想，建构起一套以天理架构为基础的理论，以理气论、心性论、格致论和修养论为主要内容的庞大理学思想体系，指导人的行为与社会运行。朱熹创立的朱子理学发展成为元明清时代控制整个国家的官方哲学，读书人修身济世的“人生信条”和老百姓安身立命的“民众圣经”。朱子理学对福建乃至中国产生深远的影响。朱子理学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延续奠定了理论和道德基础，但也在日后相当程度上限制和约束了中华文化人文思想的发展，阻碍了社会的进步，留下不可估量的社会弊病。

宋元时期福建在造船业、陶瓷业、建筑业、桥梁业、水利工程、冶金业以及外贸业等方面的显著成就，无不与南渡精英家族重视文教，培养人才有密切的联系。

在桥梁与水利建设方面，被列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的福建“都江堰”——莆田木兰陂水利工程，不仅体现出当地人治水的勇气与智慧，而且也彰显了当时水利工程的科技水平。木兰陂始建于北宋时期的1064年，目的是防止木兰溪洪涝。全长219米的木兰陂渠系工程，采用筏型基础，用巨石砌筑拦河坝闸，由陂首枢纽工程、渠系工程和堤防工程等三部分组成。桥面是数吨重的条石，涨潮时船下落条石就位。借用水力建造跨海桥、通过养殖牡蛎筑固桥基，不仅体现出建桥人的智慧，而且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杰作。这项工程具备了引水、蓄水、灌溉、防洪、挡潮、水运和养殖等综合功能，是我国古代的大型水利工程，如今仍在使用。

木兰陂水利工程背后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传颂至今。最初是由从长乐来到莆田的五代吴越王后人钱四娘（1049～1067）筹资建造，前四娘在当地的威信，如同妈祖般一样。她所建的堤陂被大水冲毁后，同乡的财主林从世带着家中祖传的十万缗资，延续钱四娘的未竟之业，兴建陂坝，被后人给予最高礼赞。第二次被摧毁后，正值王安石大力推行《农田水利法》，莆阳两次建陂未就的事情惊动了朝廷，宋神宗下令征召筑陂者。福建义士欣然承昭，倾家得缗七万投入兴建木兰陂得义举之中，并在有水利经验得高僧大力协助下，汲取前两次被水冲垮陂堤的教训，选择了较理想的陂址位置。

建于北宋的泉州洛阳桥[注13]，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跨海梁式石桥，长约800米，墩46个。洛阳桥建造时运用“筏型基础”、“浮运架梁”、“养蛎固基”等技术，代表了中国当时最先进的造桥桥艺，以其巨大的工程体量、精湛的营建技术和艺术价值，在中国桥梁史乃至世界桥梁史上占据重要位置。大桥技术含量极高，被李约瑟称为当时世界桥梁的极限。而洛阳桥的建造，正是蔡襄在泉州任职时参与、主持和促成的。

宋代的造船技术更是古代世界尖端制造业的代表，而福船则是佼佼者。当时中国的海船已经有平底船和尖底船两大基本船型，构成自己独特的结构风貌。中国古代造船技术的三船舵的使用、水密隔舱结构和龙骨装置，对世界造船技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宋代在撑杆纵向风帆基础上，创造发明了多桅多帆的船只。正是凭借这些体积巨大而性能优越的木帆船，中国的海上贸易优势达到了顶峰，继而推动了航海事业的发展。

2、拼搏向海求发展、海洋文化相伴生

宋元是福建历史上的高光时刻，也是汉唐之后中国的软实力处于世界巅峰的四百年。自宋以后，福建人口迅速增长，宋元时期，福建人口已达三百万。人稠地少的矛盾使许多人无可耕之田，只能转向大海谋求发展。在沿海一带，人们在传统渔业捕捞的基础上，继续发展造船航运，并逐渐形成了开放的商业文化和坚韧的冒险拼搏精神。在漫长的历史洗礼中，逐渐形成了以商业经济意识为核心的海洋文化。

位于东南沿海的莆田，是海上丝绸之路船舶南下北上的必经之路，是海上丝绸之路庇护神的故乡，也是世界妈祖文化传播的发祥地。妈祖信仰与海上丝绸之路相伴相生。作为民间海洋文化的典型代表，妈祖是保护海上平安的女神，为福建等沿海城市的向海而生，做出巨大贡献，有海水的地方，有华人就有妈祖。

原名林默的妈祖，公元960年出生于莆田，因救助渔民而不幸罹难，年仅28 岁。后世的人们敬仰她“立德、行善、大爱”的精神，尊称她“妈祖”。妈祖在宋、元、明、清先后36次受到朝廷褒封，成为历代受封次数最多的女神，冠绝古今。如今，妈祖分灵46个国家和地区，妈祖庙数千座，信众数亿。妈祖文化的兴盛，与官方的推动无不联系。宋代官方为推动外贸，鼓励人民冒险出海。宋徽宗因北方压力太大，被迫社会转型，“开洋裕国”，下旨为妈祖庙赐“顺济”匾额，一举奠定其国家海神地位。

莆田是妈祖的故里、妈祖文化的起源和天下妈祖的娘家。我们在莆田，原计划参观湄州岛的妈祖祖庙，结果到达港口准备乘船时，因“潭美”台风正在赶来，海上风大，取消了所有的船只，未能成行。

宋代政府对于航海贸易的高度重视，也在航海文化的形成与传播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政府高级官员亲临“冬遣舶、夏回舶”祈风典礼仪式，主持并致辞，祈愿祖宗保佑出海的船只平安返程。

泉州世界文化遗产之一的九日山，曾是衣冠南渡后晋江中原移民每逢重九聚集的地方。南朝后，印度高僧于此译经，泛海回国。两宋时成为出海船舶祈风之地。九日山分布着75方航海祈风摩崖石刻，记述祈风时间、地点、参加人数姓名。参加祈风仪式的人员中，不乏赵氏宗室的皇家子弟。我们在泉州登上了九日山，观赏了这些代表官方海洋文化的摩崖石刻。

三、丝路启航万国集、宋元中国看泉州

到福建，必看泉州。泉州作为一个城市整体，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亮点在于其是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泉州属于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区，冬季刮西北季风，夏季刮东南季风，适宜船舶航行。以泉州港为中心的海上贸易，带动了经济的发展，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部分，福建也成为我国最早向海而生的地区之一。

历史悠久的海洋商贸，在10～14世纪迎来了异彩纷呈的繁荣期。坐落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泉州，因其绵长的海岸线、多天然良港和经台湾海峡水路可与诸大洋相通的地理优势，成为当时亚洲海洋东端最为重要的中心港口之一和宋元中国对外经贸、文化的交流窗口，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以“刺桐”而闻名于世。

从南朝起，泉州的舟楫已通域外；唐时，泉州与广州、扬州、明州并列为四大贸易港口。宋元时，朝廷在泉州设置市舶司，使泉州成为宋代海外来访使节往来的主要口岸。至元代，泉州已与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海上贸易达到空前繁荣。

云集在此的外国商人、旅行家及僧侣为福建带来的外来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的福建文化与西方文化在这里受到冲击与影响。意大利的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盛赞泉州（刺桐港）的繁华：“在刺桐港天堂，印度商船频繁往来，满载各种贵重物品和调料。”14世纪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其游记中，称刺桐港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

泉州的博物馆不仅多，而且内容十分丰富，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尤为值得一看，布展涵盖了《泉州：宋元中国世界的海洋商贸中心》展、《中国舟船世界展》和《泉州宗教石刻》等部分。这三个展览全面详实的介绍了泉州22个世界文化遗产的分布、相关的价值、每一个遗产出土的文物、14～15世纪海上贸易活动及泉州参与海上贸易活动的贡献、宋代时期我国与外国的出口贸易商品、泉州的有关制度管理等；详细的介绍了自古以来中国的造船、船只的种类及领先世界的方面；陈列了大量反映伊斯兰教文化的石刻，说明宋代阿拉伯人在泉州的商业活动和文化的传播。

1、文化遗产看历史、海洋文明显价值

泉州的世界文化遗产，包括了22个涉及行政建筑、码头航标、窑址冶铁、文化纪念等景点[注14]。这22处文化遗产从整体布局上，体现出贸易驱动下的联动、区域化的整合与跨行业的共同发展；展现了东亚帝国文明与世界海洋商业文明间的发展观交流。

九日山、市舶司和德济门这三个官方管理机构，与天后宫、南外宗正司、文庙、开元寺、清净寺等九个多元社群，构成政商复合的贸易中枢，体现了国家意志的市舶制度、海洋族群的海神信仰、民间信仰的官方化及官方与民间制度的统一；体现东西方文明在宗教、建筑与艺术共存的泉州开元寺、波斯、阿拉伯等地穆斯林商人活动的主要场所——清净寺以及大量的反映不同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与印度教）的泉州石刻，印证了多元文化在泉州的交汇与共存；作为商品产地的磁灶窑、德化窑和草埔冶铁遗址和作为运输网络的洛阳桥、安平桥、江口码头和六胜塔等十个分别代表桥梁、码头和航标的遗址，展示出山地向海转移、域内向域外拓展，城市、港口与产地的联通和中华文明对世界的贡献。这22处世界文化遗产，展现了在10～14世纪亚洲海洋贸易繁荣发展阶段，泉州“引擎型”港口的典范价值。

我们此行参观了其中的开元寺、泉州府文庙、市舶司遗址、南外宗正司遗址、德济门遗址、德化陶瓷博物馆、天后宫、清净寺、六胜塔、江口码头和洛阳桥等11处遗产。这些全面展示宋元时期泉州在行政管理、贵族事务管理、宗教开放、航海信仰和教育文化方面发展与成熟的遗址，确实令我们为中国古代宋元时期泉州的繁荣和开放程度感到惊讶与自豪。

2、 外贸发展促经济、泉州明灯照宋元

参观泉州的世界文化遗产和博物馆，我们从多个方面看到了泉州作为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中心，以多元共生的文化景观创造了不同文明交流互融的典范，理解了为什么南宋的小朝廷半壁江山能够坚持百年多？为什么中国的制造业技术在宋代能够领先世界？为什么当时的泉州世界商贾云集、商贸文化发展？原因至少包括以下几方面：

1）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和外贸的发展支持了南宋朝廷的半壁江山

南宋时期，虽然国家领土丢失一半，但是南宋政权善用领海，通过海上贸易，获得的财政收入比北宋还高。作为世界制造中心，宋代出口的商品以高档的瓷器、陶器、纺织品、工艺品、金属制品和农副产品为主；进口的商品则以珍宝、香料、药材和日用品为主，仅泉州港的进口商品种类就达330余种，成为当时中国贸易商品最重要的集散地。

南宋在泉州设立兼具经济、外交领域管理职能的泉州市舶司，标志着泉州被赋予了泉州港口全方位的国家支撑，对泉州发展海外贸易消除了制度上的障碍，极大促进了泉州海外贸易发展，盘活了南宋的经济，出现了“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而贸易发展的背后是中国强大的制造业。东南沿海的制瓷、纺织工业极为发达，以陶瓷、丝绸为大宗出口商品，畅销海外。

2）南宋皇族对泉州成为宋元海外贸易中心起到重要影响

泉州的天然良港无疑是其发展成为海外贸易港口的先决条件之一，但是东南沿海港口众多，为啥泉州略胜一筹？我们认为，南宋皇族在泉州的落脚、生根和参与对泉州的发展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

据记载，赵宋立国之初，沿袭汉唐以来制度，以宗正寺作为管理宗室的机构。宋室南迁后，两外宗正司也随之流转。大宗正司移至江宁（今南京），西外宗正司从扬州移至福州，南外宗正司则经镇江再到泉州。在短短的百年间，泉州的南外宗室人员从1129年的349人增至1232年的2314人。

在泉州，南宋皇族是当时泉州最具独特性的社会阶层之一，也是泉州世界性多元性社群中最具影响力的组成部分，他们要么从政，要么下海，广泛参与泉州各项社会事务与海洋贸易，极大的刺激了泉州的高端消费和贸易需求，客观上促进了泉州海外贸易的发展繁荣。泉州湾等诸港宋代海船上发现的丰富遗物，证实了南外宗室人员参与贸易的程度。同时，泉州南外宗室人员积极参与科举，入仕为官人众多，提升了宗室在泉州的政治影响力。

3）中国制造业在宋代领先世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是农业革命与人口增长的因素。农业技术的进步推广了高产作物（如占城稻）和水利工程（如梯田和木兰陂）；人口的激增（北宋人口峰值超过1亿），为制造业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和消费市场。其次是技术进步与创新。冶铁和钢铁生产量超过了当时欧洲的总和，推动了工具、武器和农具的制造。纺织业在棉花种植、纺织机械的改进革新、造船与航海技术（指南针、水密隔舱等技术的发明）和海上贸易的繁荣、印刷术普及（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和雕版印刷）为制造业的提升奠定了基础。第三是商品经济与市场化的作用。货币经济（交子）便利了商业交易；手工业的专业化（官营和私营作坊并存，有利区域性的分工（例如德化瓷器）和市场网络（草市、镇式和城市市场）形成商业性网络；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使瓷器、丝绸和茶叶远销海外，与阿拉伯和东南亚贸易发展迅速。第四是政府政策与制度的支持。宋代政府鼓励海外贸易，设立市舶司管理外贸，征收关税；官营手工业吸纳技术工匠，推动技术标准化；科举制度的扩大、商人地位的提高，刺激了创新活力。第五是城市的繁荣与消费需求的增长促进了制造业的发展。农业-技术-商业-制度的协同发展，是宋代制造业领先于世界的原因。相比而言，当时的欧洲处于技术与社会相对停滞的中世纪，而阿拉伯帝国则在制造业规模上不及宋代中国。正是由于泉州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整合了生产、运输和销售的空间结构及关键的制度、社会和文化因素，促进了其与世界的交往和社会经济的繁荣。

泉州在宋元时期的繁荣，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全球化，更促进了东西方文明交流。泉州以其广阔的胸襟、包容的态度接纳了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而来的各国商人，以及他们带来的各种宗教信仰，这些宗教与泉州本土民间传统信仰和平共处，留存了各具特色的宗教建筑，这种奇特的人文景观，被国际赞誉为“世界宗教博物馆”。泉州开放的贸易政策，多元的文化共存和先进的航海技术，使其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巅峰代表。

宋代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农耕与海洋文明的融合，实现了生产力历史性的突破；元代进一步融合了游牧、农耕、海洋三个文明，真正获得了陆海双权，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高峰。“当时中世纪欧洲处于黑暗时期，中国是世界的灯塔。福建泉州，就是灯塔中的那盏明灯。”“宋元的实践证明，海外贸易对搞活经济，提高税收，建立殖民地扩大民族生存空间获取海外资源意义重大。”[注15]

四、海上丝路显国力、明朝海禁活月港

宋元之后的明朝，可以说是“一把好牌打个稀巴烂”。[注16]明初，中国人口达六千万，按当时的生产力，远超他国。明朝的强盛时期（1368～1435年前后），开国奠基的朱元璋推行中央集权、恢复经济、整治吏治，奠定了明朝的统治基础。永乐盛世明成祖在位时，迁都北京、编篡永乐大典，派遣郑和下西洋（1405～1433），展现强盛国力。15世纪中期至16世纪，土木堡之变（1449年）[注17]暴露了军事的衰落和皇帝的昏庸；宦官专权与政治腐败加剧；皇室的挥霍、宗藩俸禄膨胀、军费开支增加造成财政危机，导致了明朝的全面衰亡（17世纪初～1644年）

1、郑和七次下西洋、海洋霸权至巅峰

宋元以来福建的航海业、造船业和海外贸易的发展，为明初郑和下西洋提供了技术和经验，而明初政治上国家统一、社会安定、中央集权和经济上快速发展，则为郑和下西洋奠定社会基础。郑和七次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航海事业的巅峰时期，展现了明代强盛时期的国力和生产水平，促进了中外交流，但终因多种因素使之成为“昙花一现”的壮举。

此行，我们在福建长乐参观了郑和史迹馆，又专程前往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出海港口长乐太平港的帅营。在为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年而建在闽江口舟帅起锚处的郑和广场上，我们看到建有可抗12级台风及8级地震的郑和塑像，并参观了海丝文化展馆。长乐郑和史迹馆和海丝文化馆的展示内容，让我们对郑和七次出海的规模、启航港口长乐、郑和下西洋对长乐和对世界的影响有所了解。站在起锚处，遥望大海，我们想象着当年郑和下西洋启航的壮观景象。

从两个展馆的资料上我们看到，郑和的七次下西洋，都是在江苏太仓的刘家港集结船队，然后沿东海南下，在福建的长乐太平进行最后的补给休整后，从太平港正式启航出海，这让我们对这两个港口为什么会被选择为出海地感兴趣。看完展览，我们立即专门打车从福州马尾前往长乐。原来，位于长江入海口的太仓是元明时期的重要港口，水运发达，便于从江南调集物资。同时，又因靠近明朝首都的南京和经济中心的苏州，方便朝廷指挥和调配。太仓还是明代官方的造船基地之一，郑和船队的主力船——宝船，部分在太仓建造和维修。而选择长乐作为启航点，则主要是因为季风气候与深水港及避风的条件。郑和船队依赖东北季风南下，而福建长乐位于东南沿海，是等待季风的理想地点。船队通常在长乐停泊数月（秋季到达，冬季扬帆）。

长乐太平港具有水深海阔、适合大型船队停泊、能躲避台风侵袭的地理条件，还具备其他的资源条件，例如福建沿海的诸多岛屿，可为船队提供导航参照和临时锚地；福建盛产木材、粮食和淡水，可为船队补充远航所需的物资；福建水师经验丰富，船队在此编队和演练；此外，郑和在长乐修建天妃宫（妈祖庙），祈求航海平安，说明其对民间海神信仰的重视。仅从选择太仓作为集结地，长乐作为启航地这点看，说明了明代航海适应自然条件的科学规划与强大的组织能力

郑和七次下西洋是明成祖朱棣时期空前规模的海上远航活动，在宣扬国威的名义下，寻找建文帝也是目的之一。首次航行的舰船就达62艘，随行人员和将士达27000多人，其余6次，规模大致与此相同。在28年的时间里，郑和船队到达30多个国家，最远至东非和红海沿岸，开创了世界航海史的先河。与欧洲历史上的航海家相比，不论是从时间的跨度上、到访的国家数量上、出海的人员规模上、船只的数量上，还是船舶的吨位上，葡萄牙的达伽马、麦哲伦和意大利的哥伦布都无法与之相比。（详见图表）然而，从实际效果上比较，当达伽马发现了香料产地后，葡萄牙立即主导了国际香料贸易。中国作为香料最大最老的单一市场，拥有最好、最大的船队，却从未有此尝试。郑和下西洋，确实在宣扬国威、通过“厚往薄来”的朝贡体系，鼓励海外国家朝贡（如马六甲、苏门答腊、东非诸国）、推动官方贸易（带回胡椒、香料、宝石等奢侈商品）、积累航海经验方面，有积极的意义。但同时，远航的巨大耗费（每次花费相当于全国年收入的三分之一）和非常有限的收益，导致明朝后期财政困难，难以持续。与欧洲大航海时代（哥伦布、达伽马）不同，郑和以其条件与经历，依靠当时的国力，本该是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第一人，本可给中国带回新的思想与观念，本可充分利用海上丝绸之路的优势继续发展海洋贸易和海权，但是郑和远航并未带来长期的经济效益，也未形成持续的海洋战略，错失了发展海权的机遇，而在海洋文明史上成为昙花一现。当时中央政权为维护北方边疆安全，防御蒙古游牧民族南下，海洋战略已非优先，也是郑和航海与我国海权不能持续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今我们参观的有关纪念馆，除了记载其当时郑和下西洋的辉煌，并未有进一步的反思与比较。

2、海禁闭关限发展、月港崛起漳州兴

我们此行在漳州参观了漳州市博物馆、游览了漳州古城、漳州市龙海区的曾氏番仔楼、埭美古村、漳州市南靖县的云水谣古村落，丰富的人文与自然景观，让我们对明代的海洋贸易与海防有了大致的了解。最重要的是，我们游览了漳州的月港，对这个在明代海禁期间唯一合法的私商港口所起的重要作用有所认识。

《漳州市博物馆》的“历史文化陈列展”详细介绍了漳州自古以来政治格局的变化及其在我国海防前线所起的重要作用。六朝时期，中原文化逐渐传入漳州。唐初，陈政、陈元光父子进驻漳州，平定动乱，发展经济，掀起开发漳州的高潮，建州置县，奠定了漳州的政治格局，使昔日的蛮荒之地变成兴旺的文明之区。宋元时期，漳州持续发展，海洋贸易繁盛，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节点。明清时，月港的崛起，为漳州的进一步发展带来机遇，漳州成为东南沿海的海防重镇。

1）海禁政策实施的背景及月港的崛起

明初，由于防范倭寇和海盗袭扰中国沿海，打击残余敌对势力，加之“厚往薄来”的朝贡制度，导致财政负担过重，私人贸易导致铜钱大量外流，朱元璋实施了海禁政策（1368～1567年），严格限制民间海外贸易，规定“片板不许下海”。这一政策深刻的影响了中国沿海经济、社会结构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海禁政策的实施，加之港口淤塞、倭寇侵扰，导致沿海城市经济衰退，海外贸易萎缩，（市舶司被废除）官方贸易几乎停滞，中国失去海上贸易主动权，在16世纪，欧洲殖民者带来美洲的白银时，海禁却阻碍了中国融入全球贸易的体系。在这种大背景下，泉州港逐渐衰落，取而代之的是漳州月港。如果说泉州代表了宋元时期中国古代海洋贸易的巅峰，那么漳州则作为明代私人海外贸易的核心，展现了明中后期民间海商的活力。

位于福建九龙江下游出海口的月港，在明初时仅为海滨一个部落。闽南海滨山多田少的状况，当地人冒死犯禁出洋贸易，形成以贩海为生的粗狂海洋文化，明代时漳州月港尤为典型。明1453年，月港的海外贸易开始兴起。在严格海禁的情况下，月港因地处偏僻，走私活动猖獗。1465-1505年明成化、弘治间，“海舶鳞集、商贾咸聚”，成为闽南一大都会，有“小苏杭”之称。明隆庆元年（1567年）明部分开放海禁，在月港开设“洋市”，月港成为海禁时期唯一合法的民间海外贸易港口。此后，月港与海外交通更加发展、贸易更加活跃，明代中后期成为东南沿海的海外贸易交通枢纽。至万历年间（1573-1620年），月港盛况空前。每年风洵期，从月港发舶的商船数以百计。商船的数量和载重吨位，在当时都是无可比拟的。月港海外贸易的兴盛打开了漳州通往世界的大门，进而取代泉州成为大航海时代全球化初期的世界贸易中心。

从1426年至1633年崇祯关闭月港洋市，月港的繁荣持续了200余年。在这200余年间，月港开辟了18条通往东南亚与西亚，拉美、欧洲国家之间的“海上丝绸之路”，是“陶瓷之路”航道上一个重要的商埠。昌盛时的月港，曾与47个国家的地区建立了直接的贸易关系，大量输出农产品，手工艺品（以漳州窑瓷器为主）等。货物的贸易往来刺激了商品经济和手工业发展，使漳州成为手工业发达的城市，也提升了中国瓷器在全球的影响力。

在月港海外贸易过程中，荷兰东印度公司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据记载，“在17世纪的80年时间里，中国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输出的陶瓷制品达1600万件以上，其中不乏闽南漳州地区生产的瓷器。”[注18]这些漳州瓷器通过海上瓷器之路被传播和销售至亚洲、非洲、欧洲远及美洲一带。在16～17世纪大航海时代的中西方贸易中，瓷器是最大宗商品，且深受欧洲贵族推崇，成为财富、地位、品味的代名词。尤其是青花瓷穹顶独特的展示手法和瓷器的珍稀程度，在当时的欧洲可谓数一数二。

在月港小镇，我们观看了月港的历史展览，沿着曾经繁华的街市和月港河漫步，走过了曾经的六个老码头。如今已经弃置破旧的码头，在500年前见证了海上贸易的兴衰。

2）月港崛起的原因及对明朝的贡献

从月港的展览中，我们了解了月港对漳州、进而对明朝的贡献。月港能够在明中后代（16世纪）迅速崛起，成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民间对外贸易港口，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其天然良港的条件。位于九龙江入海口的月港，海阔水深，适合停泊大型商船，且背靠闽南腹地，便于货物集散。相比于泉州港（因淤塞衰落）和福州港（官方管制严格），月港更适应民间贸易需求。加之其临近东南亚航线，距离菲律宾、琉球、日本较近，成为东南亚贸易网络的重要节点。二是明政府从海禁到有限开放的政策调整。明初（1368～1567）政府严格实行海禁，然而民间走私贸易从未停止，福建沿海，尤其是漳州商人长期从事非法海外贸易。1567年，明穆宗在福建巡抚涂泽民的建议下，推行“隆庆开关”，开放月港为唯一合法的民间对外贸易港口，允许商船出海贸易（但仍禁止外国商船来华）。明政府在月港设立“督饷馆”，负责征收商税，使走私贸易合法化、规范化。三是闽南海商势力的推动。漳州沿海居民长期从事海上贸易，形成强大的海商网络，如郑芝龙等家族掌控东亚海域贸易。这些海商亦商亦盗，在明政府无力管控的海域，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此外，月港商人大规模移民东南亚（菲律宾、马来半岛），形成海外华人商业网络，进一步促进贸易发展。在泉州港没落之后，因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月港成为泉州之后的新贸易中心，承接了闽南地区的海洋经济功能。

月港贸易的繁荣对明代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大量白银的流入，缓解了财政的危机。明朝中期，因税收制度（实物税为主）和货币体系（宝钞崩溃）的混乱，经济陷入困境。月港开放后，尤其是明代中后期，月港贸易达到鼎盛，中国商人通过“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福建-菲律宾-美洲）与西班牙殖民者的交易，大量美洲白银（占全球三分之一）流入中国，改变了宋元以来白银外流、海外贸易入超的现象，缓解了“银荒”。月港的税饷收入一个月就有三万两白银，从月港流入中国的白银，约占全国总量的三分之二。此外，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1581年），赋税折银征收，白银成为主要货币，月港贸易为此提供了关键支持。二是促进了东南沿海经济的繁荣、刺激了民间商业资本的崛起。福建、广东等地商人通过月港出口的丝绸、瓷器、茶叶等，进口白银、香料、南洋特产，带动手工业（漳州瓷器、闽南纺织）和商业的发展。与此同时，经济的活跃也刺激民间商业资本的崛起。郑芝龙（郑成功之父）等海商集团崛起和壮大，形成强大的贸易网络。部分海商积累巨额财富，投资造船等，推动了早期资本主义的萌芽。三是缓解了海禁的矛盾，东南沿海趋于稳定。16世纪中期的“嘉靖大倭寇”，其根源是严厉的海禁导致沿海民众铤而走险。隆庆开关、月港开放后，民间私人贸易合法化，倭寇活动相对减少，东南沿海的武装冲突减弱，海疆趋于稳定。同时，月港的成功（证明开放贸易比严厉的海禁更有效）也为后来的郑氏集团（郑芝龙、郑成功）控制东亚贸易奠定基础，为明末海洋政策调整探路。四是促进了东南沿海移民与文化交流。月港贸易带动福建人移民东南亚，形成早期华侨社会；欧洲商人（葡萄牙、西班牙）通过月港，间接接触中国市场；中国商人则在与欧洲商人接触的过程中，引入玉米、番薯、烟草等作物。这对后来明代人口的增加意义巨大。早期移民东南亚的商人对之后闽南的社会文化、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月港的历史意义，最重要的就在于它打破了明朝僵硬的海禁政策，代表了中国民间海洋力量的巅峰，使漳州开始走上海洋世界舞台，是中国海洋贸易最后的辉煌；连接了全球化初期的贸易网络，融入了“大航海时代”的全球白银贸易体系，并为后来的海洋贸易（清朝时的广州贸易）提供了重要经验，意义深远。然而，明朝后期（崇祯年间）重回海禁，月港贸易受损。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崛起过程中，争夺东亚贸易主导权，月港地位逐渐被取代。

五、福建海防抗倭寇、防匪传宗建土楼

明代（1368～1644年）是中国历史上倭寇（日本海盗集团及中国沿海武装走私集团）侵扰最严重的时期。为抵御倭寇，明朝在东南沿海建立了系统的海防体系，通过设立“卫所制”在沿海修筑卫城、所城和烽火台，形成防御网络。福建沿海有福州卫、泉州卫、漳州卫、永宁卫和镇海卫，其中镇海卫城（福建漳州龙海区）是闽南地区重要的军事要塞。

1、明代抗倭筑海防、平潭崇武戚继光

我们此行在距台湾岛仅68海里（相当于126公里）的平潭岛，遥望台湾，并参观了海坛总兵府及兵府内的中国海防博物馆、在泉州的惠安参观了崇武古城和石狮永宁古城，在漳州游览了漳州古城。海防博物馆虽然是民营企业家所办，但丰富的布展内容，让我们了解了自元以来，尤其是明清时期海坛的海防发展、布防、变革与贡献、军民抗倭、海战、抵御外侮的历史；崇武古城和永宁古城则从城防的角度，让我们感受我国古代海防的建设与贡献。

我国的海防在先秦至唐宋已形成早期雏形，春秋战国时吴、越的水军，主要是内河作战。汉唐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虽兴起，但海防体系尚未成熟，主要依赖地方驻军防范海盗。宋朝设立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并在沿海部署水军、建水寨，但防御能力有限。元代，我国的海防体系初步形成。由于倭寇侵扰不断，元朝在浙江、福建设立巡检司，加强沿海巡逻。明代，通过建立卫所制度（共五卫十四所，每卫约五千兵力，每所约一千人）、[注19]烽堠与巡哨（如山东蓬莱的蓬莱水城）、装备大型战船（如明朝水师装备福船、广船）建立了系统性的海防体系。但至清朝，由于闭关锁国，海防衰落。

明代倭寇猖獗，从真倭（日本浪人与海盗）到假倭（中国走私集团和破产渔民）他们勾结葡萄牙人劫掠浙江（宁波、台州）、福建（福州、漳州）和广东（潮州）沿海。1550～1560年的嘉靖大倭寇震动了明朝统治。

我们从小就从课本上学习了明代戚继光抗倭事迹。此行我们在福建海防前线，登上了台湾海峡最北端的平潭岛、游览了泉州的永宁古城和崇武古城，多角度了解了明代的抗倭及历史影响。

位于台湾海峡与海坦海峡之间的平潭岛（海坛岛）是中国第六大岛和福建沿海最大的岛屿，扼守福州外海航道。岛上海湾、礁石众多，易守难攻。明代平潭岛隶属福清镇东卫，与连江定海、莆田南日岛形成联防体系。岛上设巡检司，驻军巡逻，防范倭寇。戚继光抗倭时期（1560年），平潭水师配合戚家军，在闽东海域截击倭寇船只。1559年，倭寇大举进攻平潭，被驻军与民壮击退。

平坦的海防，在明代与镇海卫、崇武古城形成犄角之势，保障闽东海疆安全。景区的主岛为猴研岛，是中国大陆距台湾岛新竹南寮渔港最近的地方，距离仅68海里。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平潭岛自古就是闽海的军事要冲。明代以来，平潭岛更是被称为抵御倭寇的重要海防前哨。清初，清军在平潭设海坦镇（1680年），后成为福建水师基地之一。平潭岛的海防史，是明代中国东南沿海“以岛制海”战略的缩影。从抗倭烽火到现代开放，平潭岛始终肩负着守护与联通的双重使命。

我们到达平潭岛的当天，因解放军在平潭岛的牛头岛举行军演实弹射击，福州机场停飞，船只禁止驶入。好在我们顺利通过跨海大桥，到达平潭岛，并在岛上的航标和石碑处，拍照留影，遥望台湾岛。先生兴奋得在岛内桥上纵身跳跃，并将此照作为其微信头像至今。

永宁古城与崇武古城是明代东南沿海重要的军事卫所，共同构成了福建海防体系的核心节点。永宁卫所是福建五个卫城之一，为区域军事中心，在600多年前曾是东南第一卫城，与北方的天津卫和威海卫齐名，有“滨海千年古镇，东南第一卫城”之称。

南宋时为防御海寇入侵修建了永宁水寨。元朝时，设立了永宁卫城，以作泉南屏障。嘉靖年间永宁古城遭倭寇攻破，数千人被屠杀，史称“永宁之殇”。如今的永宁古城，虽然较破旧，但是从侨乡捐款修建的南洋式风格与闽南风格相结合的中西合璧建筑和民居上，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古城的文化底蕴。这些被称为番仔楼的建筑，其建筑材料多为南洋直接运输而来。在永宁古城的街道上，居然还有老人在做网球拍，以此谋生。在永宁卫，我们看到一所张氏宗祠，名为怀远将军纪念祠。这位张将军一家八代世袭，守卫永宁卫200多年。期间，张将军一家带领卫城兵民，浴血奋战，固守卫城，威震东南海疆。

惠安县的崇武古城，也称镇海卫城，是明代抗倭御敌的重要指挥所之一，也是中国明初60多座卫城中唯一现存最完整的花岗岩石城。古城墙长2457米，城基高5米，城墙高7米。

1567年，抗倭民族英雄戚继光曾在崇武古城驻防屯兵，兴修城防练兵，多次在此击退倭寇。郑成功抗清时也在崇武设立据点。1560年倭寇围攻崇武，守军血战退敌；1661年，郑成功从此出发收复台湾。

我们在夜幕降临时到达崇武古城，海边风大浪急。我们顶着大风在城墙外海边走了一段，然后登上了建在海边的古城墙，摸黑在宽厚的城墙上小心行走了约1.5公里。城墙外的大海波涛汹涌，古城大门口的戚继光塑像和城墙外惠安女的雕像屹然挺立。

相比于永宁古城，作为千年州府的漳州古城，历史更久，代表了闽南文治传统，而永宁古城是军事要塞，体现了明代的海防战略。因时间关系，我们仅在漳州古城仅游览了台湾街和香港街，参观了进士大院，就匆忙离开了。漳州的遗憾不仅如此，之后我们才发现离漳州市几十公里的赵家堡，是赵氏皇族后裔建造的家园，因没在行程计划中而未能前往，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2、家族防御建土楼、宗族凝聚靠传承

产生于宋元，成熟于明末、清代和民国时期的福建土楼，是客家人在辗转迁徙过程中发扬古老建筑技术创造的“世界建筑奇迹”，是“没有大门的中国客家博物馆”。永定、南靖和华安三县的46座有代表性土楼，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福建龙岩永定分布着2万多座土楼，其中三层以上的大型建筑有5000多座，分为五凤楼、方楼和圆楼，清代以前的约占三分之一。2008年，高北楼群作为福建土楼的组成部分，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2010年，永定土楼获“最古老、最多、最大、最高”等四项吉尼斯纪录。永定土楼的六大特点，一是源远流长，最古老的土楼1300年以上；二是千姿百态，种类达30多种；三是规模宏大，一座土楼可住数百人；四是结构奇巧，抗震功能突出；五是功能齐全，一座土楼就是一个“家族小王国”；六是内涵丰富，文化底蕴博大精深。

福建土楼见证了客家传统聚落文化与家族制度；代表了独特的建筑艺术成就，以石为基生土为主要原料的福建土楼，加上就地取材的黄土、杉木和竹材，分层交错夯筑，配上竹木做墙骨牵拉，丁字交叉处用木定型锚固，十分坚固，抗震性强，是防御性民居的典范；更是人类与自然环境互动的杰作。与作为国家海防基石、承担国家战略防御的福建卫城相比，福建土楼则作为守护山区和家族凝聚力的代表，在空间、功能和文化上与卫城显示出防御文化的互补性，形成“山-海联防”的体系。卫城体现的是国家组织力，而土楼代表了宗族的凝聚力。

我们此行参观了龙岩永定的高北土楼群（侨福楼、承启楼和世泽楼）和南靖的云水谣。由四座同心环型组成的永定承启楼，因其规模大（5000多平方米，400个房间）、年代久（300多年历史）、居住人数最多（可居住800多人），三代人耗时81年建成，被称为“土楼王”。在承启楼，我们有机会到土楼人家饮茶做客。在1962年修建的侨福楼里，我们遇到了96岁的楼主江先生，他是缅甸华侨，回国后在政府机构做事。他的女儿给我们讲述了他们家的历史，还优待我们上楼拍照。

站在圆形土楼楼上，我们俯瞰整个楼面建筑，如同在一个城防的瓮城上方。从防御的角度看，坚固岩石建造的土楼，单一的入口，环形走廊连通全楼，遇袭时可快速集结，形成立体防御网。顶层还有瞭望台，可以由此想到客家人在迁徙历史中的危机与防御意识，外御匪患，内聚民心。从哲学理念的角度看，圆形的布局象征“天圆地方，呼应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土楼中心为祖堂，体现家族的向心力，反映客家人对天地秩序的敬畏。从儒家伦理的物化表现看，同姓宗族聚居的土楼里，房间大小一致，分配公平，体现“均等共荣”的儒家思想。土楼的名字，如承启、世泽等，寄托了耕读传家、家族兴旺的期望。五十年代建的方形世泽楼，也有特色。

在漳州南靖县，我们参观了云水谣古村落。以四角方楼和贵楼、圆楼怀远楼和五凤楼为核心的古村落，加上潺流的溪水、古老的大榕树、鹅卵石的道路，构成了美丽的田园风光，景色宜人，游客很多。明清时期，大量人口从外省和林县迁入南靖。同一时期的客家族也开始东移，由于历史发展及村落的位置，云水谣逐渐成为长汀府至漳州古驿道上的重要驿站。随着南靖县城人口的饱和，人们向南靖山区的丘陵地带迁移居住。不同姓氏家族的前后迁入，也使得他们之间经常发生斗争，客家族为了防御，选择建造大型土楼保护族民安全。

福建土楼不仅是建筑奇观，更是一部凝固的客家史诗和有时代意义的文化符号，其价值远超物理空间，成为中华文明“和合共生”理念的鲜活载体。

不论是体现国家力量的海防城镇，或是作为家族文化符号的福建土楼，都离不开一个防守的理念，死守成为明清官方与民间的特点。明代未能在宋元辉煌的基础上，实现农耕文明向海洋文明的历史性跨越，根本性原因，是思想的守旧、守成和保守。

除福建土楼外，我们还参观了南平顺昌的元坑古镇，因处于闽江上游富屯溪和金溪的汇合处，曾是明清闽西北的交通要冲和有名的商贸中心。

目前元坑镇保留大量明清古建筑，年代最为久远的萧氏祠堂，始建于明代。古码头、古桥、古塔、古祠堂、古民居、古井、古街、古庙和古墓，是一个完全没有商业化味道的古镇。

六、守旧封闭受屈辱、近代海军显自强

我们此行在福州马尾参观游览了中国船政文化景区和景区内的《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在福州台江参观了《林文忠公祠》和《林则徐纪念馆》，在厦门参观了胡里山炮台，对于从明末到清代的海防战略、尤其是清代被列强屈辱的历史和爱国志士仁人追求海防自强的努力有所了解和认识。

1、禁海闭关灭海盗、海洋文明遭否定

16～17世纪的明末，东南沿海倭寇严重，明嘉靖年间实行了严厉的禁海政策；民间以郑芝龙、王直为代表的海商集团崛起，官方的海禁催生了武装走私；南方明代势力依托海上力量（如郑氏集团）长期抵抗，促使清廷进一步强化海禁。当时郑成功集团是一个拥有17000人、200余艘船、1300多门火炮及近3000多件冷热兵器的海盗帮。

清初康熙年间，为切断郑氏集团与大陆的联系，清政府强制沿海居民内迁30～50里（即1661～1683年的迁界令），使沿海经济遭受毁灭性的打击。郑氏集团覆灭后，清政府于1684年废除迁界令，允许沿海居民回乡复业。但清乾隆于1757年实施“一口通商”政策，限定广州卫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由十三行垄断，形成严格的“闭关”体系。这种以封锁代替主动经略海洋，放弃海权竞争的消极防御；打击民间海上贸易，强化小农经济基础的重农抑商的政策，其直接后果，一是经济的衰退。沿海港口（如泉州、宁波、漳州等）衰落，中国丧失了东南亚贸易的主导权；二是陆权帝国的海洋退缩与海洋意识的消亡。郑和下西洋的远航记忆被彻底遗忘，官方文献将海洋视为“边患之源”。自清初闭关锁国政策始，至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与海洋文明绝缘，代价深远。明末清初的禁海政策，本质是农耕文明对海洋文明的系统性否定，其后果，不仅体现为近代海军建设的艰难，更在于在文明层面，中国从“郑和时代”的主动开拓者，沦为鸦片战争后的规则接收者。面对资本主义更先进的思想、制度及船坚炮利，清王朝不断签署丧权辱国的条约，留下了中国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

2、志士睁眼看世界、民族自强建海军

福建船政文化博物馆的展览以《严峻的海疆危机》、《自强之道》《择地马尾》、《借才异域》、《船政教育》、《学堂衍脉》、《艺圃传承》、《船政制造》、《首创航空》、《船政海军》、《首创舰队》几个部分详细展示了马尾船政学堂建立的时代背景、重要贡献和在近代史上的意义。

近代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始于海上。两次鸦片战争中，面对列强的近代化舰队，中国传统水师无力抗衡，沿海门户处处失防。海防自强成为中国人追求国家自强的最初目标。

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与一批思想先进的志士仁人，思考中国遭受列强入侵的失败根源，学习西方先进科学，以此巩固海防，反对侵略。魏源主编了《海国图志》，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 然而，这本书在中国受重视的程度还不如在日本。林则徐申请创建近代海军的奏折，竞被道光皇帝批语：“一片胡言”。面对内忧外患的民族危机，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汉族官僚选择了“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其核心目的是自强与求富。“自强”；是通过建立近代军工企业，例如江南制造总局（1865年，仿制枪炮和军舰）福州船政局（1866年，亚洲最大的造船厂）和组建新式海军(1888年北洋水师-亚洲第一舰队)；“求富”则是通过创办轮船招商局（1872年，中国第一家股份制公司）、开平矿务局（1878年，近代煤矿业开端）、修建铁路（唐胥铁路1881年）等实现经济现代化；通过设立新式学堂（1862年，京师同文馆及1866年福州船政学堂）和派遣留学生（120名幼童留美，1872～1881年；严复等赴欧洲学习海军）加速人才的培养。

1866年由左宗棠、沈葆桢创办的福建马尾船政，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洋务运动核心工程，也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和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船政文化博物馆的展示内容丰富详实，从19世纪中国面临的民族危亡局面，到爱国志士仁人最初追求海防自强的目标；从选择作为海军基地，到培养海军专业队伍和借助外国资源建造自己的海船；从组建海军舰队到鸦片战争中海军舰队被摧毁；从开始造飞机到建成中国最早的规模化的航空机构，照片与数据的展示，让我们从近代工业、军事、教育和文化的教育，了解了福建船政的历史意义。

从工业角度看，1867年建成的中国第一艘千吨级蒸汽动力军舰“万年青号”，标志着中国进入近代造船时代。至1907年，在马尾共建造40余艘舰船，包括铁甲舰、巡洋舰等，技术水平接近欧洲二流海军强国，体现出中国在亚洲领先的造船能力。从初期依赖法国工程师，到自主设计建造“平远号”钢甲舰（1889年），体现出技术本土化进程。同时引进西方标准化生产模式，推动中国工业近代化。马尾船政培养的技术工人，后来参与江南造船厂、天津机械局等建设，奠定中国近代重工业基础。从军事角度看，马尾船政为北洋水师提供了舰船来源，（如“扬威号”——福建水师旗舰、北洋水师唯一国产铁甲舰），也成为中国近代海军人才的培养基地和近代中国海军的摇篮。船政学堂培养出邓世昌、刘步蟾、萨镇冰等海军名将；派遣留学生（如严复、詹天佑）赴英法学习，推动军事现代化。从教育角度看，船政学堂作为中国最早的近代化军校，其教学模式后来被天津水师学堂和江南水师学堂等效仿，奠定中国近代军事化教育基础，成为中国近代科技与海军教育的发源地。从文化角度看，作为洋务运动的代表性成就，马尾船政与江南制造局和汉阳铁厂并列，是“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实践典范。船政建筑群是中西合璧的工业文化遗产。甲午战败后，船政衰落。船政的兴衰证明，技术可以引进，但制度与思想的变革必须同步，否则，国家难以真正强大。作为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缩影，马尾船政折射出的是中华民族自强求变的探索精神。

参观内容丰富的马尾船政文化博物馆后强烈的感觉，是在民族危亡之际，有如此之多的受过现代教育的有志青年，在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和“睁眼看世界”精神的引领下，愿为国家的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之中的很多福建人，毕业于船政学堂后到外国留学，回来后，成为中国第一代现代海军军官；或在马尾船政或担任教学，或主持重大的工程项目，成为我国近代工业和军事的发展的显赫人物。例如，萨镇冰（1859～1952）、叶祖珪（1852～1905）和严复（1854～1921），他们都是福建侯官人，船政后学堂驾驶班毕业，先后赴欧的留学生。回国后担任清海军统领等重要职务。又例如王助（1893～1965），毕业于烟台水师学堂，1909年赴英留学，后到美国与同学开创太平洋器材公司（后更名为波音公司），为首任工程师。他1917年回国后，历任马江海军制造飞机处副主任、航空研究院副院长等职。马尾船政在王助的带领下，改造飞机，仅比西方晚了16年。

然而，清代中法战争中的马江海战（1884年），却对船政学堂的努力造成重创。法国军舰刚开始进攻，清军因未接到上级的反击命令，主要将领在完全没做好战斗准备的情况下，就弃舰而逃，战斗仅半个时左右，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灭，洋务运动的尝试遭受重大挫折。马江海战的失败，暴露了海防体系的全面落后和制度的腐败。清政府的昏聩与妥协外交、军事上的愚蠢部署导致了清军水师不堪一击。马江战役给中国近代海军建设留下了极其沉痛的教训，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之后北洋水师的建设步伐（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政治和制度上的腐败）。

一个意外事件让我们对马尾船政博物馆的参观印象更深刻。随行负责驾车的朋友为了让我们少走路，没有将车停在停车场，而是停在了博物馆附近的街巷里。谁知等我们参观博物馆后，出来找车，却发现整个街道一片汪洋，我们的车被海水淹没了三分之一。原来是潮汐的涨潮导致海水倒灌。谁能想到在天气晴朗的城市里街道上，汽车会被海水淹没，政府也没有预先告知。我们眼看着海水继续上涨，直至最终海水淹没到了车窗，车身的三分之二都在水下。同行的朋友立即联系保险公司、交警、拖车公司和租车公司，帮助解决问题。但只有在潮汐退去，才能将车拖走。我们只好自行打车前往下一个景点。这是我们在沿海城市经历的一个教训。

我们在厦门参观的胡里山炮台，是中国近代海防史上的重要军事遗址，也是晚清洋务运动的代表性工程之一。建于甲午战争前夕（1894年）的胡里山炮台，位于厦门岛南端，扼守厦门港咽喉，控制九龙江入海口，是防御外敌从海上进攻厦门的重要屏障，见证了清代、民国、抗日战争时期我国海防前线武装力量。

作为清政府“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最后努力之一，胡里山炮台拥有两门德国兵工厂制造的克虏伯280毫米的海岸炮，射程达16公里，装备先进，火力强大，是当时亚洲最大、世界最先进的海防炮之一。作为晚清洋务运动代表性工程之一的胡里山炮台，不仅是当时东南沿海最先进的岸防要塞，更见证了近代中国海防从传统明代的城防代西式岸防体系的过渡及兴衰历程。

胡里山炮台建成不久，北洋水师即全军覆没，象征洋务运动的失败，证明了，炮台本身虽先进，但清廷体制腐败、战术落后，最终未能改变海防颓势。在胡里山炮台，我们观看了清兵点炮仪式的表演；站在海边的大炮前，面对无边的大海，想象100多年前打击海上侵略者的场面。

七、华侨足迹遍四海、家国情怀作贡献

在福建旅游，不论到哪个城市，都能看到福建华侨拼搏的足迹，感受到华侨对家乡、对福建和对国家的贡献。我们在福州参观了台江八闽商会街、三坊七巷和侨批博物馆，对福建侨商对现代城市建设的影响、侨批作为记录华侨拼搏精神、连接他乡游子与家乡的情感和形成独特的“侨乡”文化的见证，有了更多的认识。

福州台江区上下杭，是闽商的发源地，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节点。因泥沙堆积形成的沙洲，使上下杭（航行）成为闽江停泊船只和起卸货的水运码头。随后，商贸繁荣兴起，会馆林立。明清以来，更是福州的商业中心和航运码头的集散地。在民国建筑林立的上杭，我们参观了集中体现闽商文化的八闽商埠展示馆，包括兴安（莆田）会馆、永德会馆（永春、德化）等，了解了闽商发展的历史，从中感受到闽商“敢拼会赢、合群团结、恋祖爱乡、回馈桑梓”的精神。我们认为，上下杭比成都的宽窄巷子、云南的丽江古城等都更有味道和内涵。

华侨之乡厦门是我们此行中的最后一站。作为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门户，厦门自古以来就是海上贸易、文化交流和军事防御的要地。从唐宋至明清，厦门一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从唐代嘉禾里的海上贸易萌芽，到宋元时期泉州港的辅助港口；从明代抗倭前线与月港贸易时的走私贸易枢纽，到明末清初郑成功的抗清复明、驱荷复台基地）。近代以来（1842～1949），厦门作为通商口岸与国际化城市，见证了鸦片战争后“万国租界”的形成与闽南华侨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厦门又作为经济特区与对台前沿，成为两岸交流的桥梁与国际化的现代都市。

在厦门，我们参观了厦门市博物馆、游览了集美学区的鳌园（按照陈嘉庚遗愿修建）景区、厦门大学和鼓浪屿。这些展览，让我们更多的了解了半殖民地中国的屈辱、下南洋华侨的拼搏和爱国华侨对国家的贡献。

1、国破家亡求生存、华人拼搏打天下

今天厦门和鼓浪屿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向后人展示了近代中国作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遭受的屈辱和闽南人民抗争的民族精神。同时，鼓浪屿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也体现出中西文化的交融，是近代全球化进程中亚洲海洋文明的缩影。我们在鼓浪屿的《历史文化陈列馆》参观了“鼓浪屿历史文化”和“鼓浪屿华侨展”，对这段屈辱-抗争-复兴的历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与厦门一水之隔的鼓浪屿，随着厦门1893年的对外开埠，1902年后，殖民者蜂拥而入，汇聚了英、美、法、日等13国的领事机构，外国领事馆、教堂、洋行的设立，使鼓浪屿逐渐成为“万国租界”。今天在鼓浪屿，游客们仍能看到弥漫殖民气息的维多利亚风格的英国领事馆与中洋折衷的日本领事馆；体现中西合璧的皇家花园与融合江南园林与海洋景观的南洋华侨建筑；还能见到红砖古厝与西式拱廊结合的闽南传统民居。一方面，华侨、传教士、商人和外交官在此交汇，使鼓浪屿成为近代中国最早受全球化影响的国际社区之一；另一方面，鼓浪屿见证了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屈辱历史，留下了中国的殖民记忆，同时也体现了爱国志士仁人的民族抗争精神和华侨的巨大贡献。

西方列强的侵入，导致大量华工背井离乡，被迫下南洋，或被贩卖越洋做苦力。19世纪中叶，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殖民地的扩张，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纷纷掠卖华工出境做苦力，而大规模的掠卖就是从厦门口岸开始的。1845～1853年，厦门成为列强掠卖华工的最大中心。被掠卖的华工被称为“猪仔”，坐上地狱般的“猪仔船”上，越洋过海，他们或是在东南亚为欧洲殖民者（英、荷、西）开发种植园和矿山，或是被诱骗前往马来西亚、印度、菲律宾等地做苦力，从事锡矿、橡胶、甘蔗种植等繁重劳动，或是下南洋谋生，携带家乡的三把刀（菜刀、剪刀和剃刀），从事餐饮、裁缝和理发等行业。他们连接了南洋与闽南家乡的经济，推动了东南亚的现代化，也书写了西方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血泪史。华工对美国早期东西铁路和巴西铁路的修建贡献巨大。我们在美国旅游时曾看过美国的华工展览，展览中介绍，“如果没有中国人…用生命闯过了白人难以忍受的艰苦难关，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负责的路段绝不会建成。”华工不光能干活、能吃苦，而且不赌博、不玩女人，挣了钱寄回家，挣够钱就回家。正是由于华人苦力不溶于美国社会，自成一体，导致美国出台了历史上唯一的一部排华法案。产生于19世纪20年代、40～70年代达到高潮、80年代后逐渐减少的华工苦力贸易，贯穿着近代华工的出国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华侨的观念从“落叶归根”转变为“落地生根”，融入当地生活，成为当地公民。

2、华侨贡献留史册、民族光辉陈嘉庚

我们在厦门的集美学区的鳌园，参观了陈嘉庚故居、归来堂、嘉庚公园、集美学村、陈氏祠堂和华侨博物馆。华侨博物馆是由陈嘉庚筹建主持创办并于1959年开放的，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华侨历史博物馆。博物馆的三个主要展览：《华侨华人》、《陈嘉庚与华侨博物馆》和《陈嘉庚的教育理念与社会教育》，系统的展示了中国华侨的历史，从对国家的贡献到对世界的贡献、从家庭的教育到人才的成长；陈嘉庚呕心沥血建立华侨博物馆的过程和陈嘉庚将其教育理念运用于对学校的建立和民众教育的普及。在厦门大学我们参观了系列历史文化展，包括校史展、革命史展、中国近代文学展和人类历史展等，对华侨对世界和中国建设与发展的贡献有了更多的了解。

中国历史上向东南亚移民的主要群体之一是闽南人，他们自南宋以来，因商贸、战乱、生机等原因陆续南下，形成了庞大的海外社群，对东南亚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远离故土的华侨华人，历尽艰难曲折，凭借坚韧与智慧，为侨居地的经济发展和繁荣，创下辉煌业绩，很多华侨成为当地产业的先驱，例如马来西亚的橡胶之父林文庆（1869～1957）、马六甲的“橡胶艺祖”陈齐贤（1870～1916）、首位集橡胶种植、制造和贸易为一体的“橡胶大王”陈嘉庚等。

同时，这些华侨也心系祖国，在国家危难的时候，慷慨解囊，例如，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就得到了闽南华侨的资助，如菲律宾华侨黄奕住、马来西亚华侨陈楚楠等；在抗战时期，有3200多位华侨机工响应华侨首领陈嘉庚组织的“南侨总会”的号召，回国参战，其中1000多人牺牲和病亡。华侨飞行员是中国空军作战的主力，抗战前夕及抗战期间回国报效的华侨飞行员人数众多，仅美国一地就有200多人，其中数十位华侨血洒长空，为国捐躯。在鼓浪屿的“鼓浪屿与侨联”的展览上，我们还看到曾任新华社社长的王唯真的父亲、菲律宾华侨王雨亭（1892～1967）一段感人的爱国篇章。1938年抗战时，王雨亭将王唯真送到延安抗战，并给儿子留下临别赠言：“这是个大时代，你要踏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线，我当然要助成你的志愿，绝不能因舔犊之爱，而淹没了我们的民族意识。”多么有国家情怀的父亲！难怪后来的王唯真，在20世纪六十年代，作为新华社长驻巴西记者，当巴西政变被当局逮捕入狱时，他能够与其他同事在狱中坚持斗争一年多，维护了国家的荣誉。当时还是小学生的我们，都在新华社大礼堂聆听过王唯真叔叔回国后做的报告，印象深刻，极为佩服。

作为华侨的优秀代表，陈嘉庚无疑是最令人敬佩的。参观陈嘉庚故居、陈嘉庚生平事迹展和厦门大学，让我们深深为陈嘉庚非同一般的家国情怀和他传奇的一生所感动。

1）南洋侨领的典范

被毛主席称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在他88年的人生中，跨越了两个世纪，经历了晚清、民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诞生与建设，经受过一次大战与二次大战的磨难与洗礼。他从小随父亲下南洋，年轻时在新加坡打拼，从开米店做起，后做橡胶生意，将橡胶的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创建了东南亚工商企业王国，成为“橡胶大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称作“太平洋地区的犹太人”的中国南洋华侨，逆行而上，冒着枪林炮火，开辟工商企业的新天地。陈嘉庚凭借他敢于面对困境的胆略和勇气，在他人不敢为之的远航运输，不仅解决了企业运货的燃眉之急，而且为当局运木料到波斯湾，打开了一战中新加坡与欧洲国家远洋航运的新业务，增加了企业的收入。在一战结束时，陈嘉庚的企业经营多元化、规模世人皆知，仅橡胶业的总资产就达1200万，成为东南亚华侨商业成功的象征。

2）华侨教育的奠基者

然而，生意成功的陈嘉庚一直“久客南洋，心怀祖国，希图报效，已非一日。”面对祖国积弱积贫、民族内忧外患；在卖国条约被迫签订、国土被列强分割的生死存亡时刻，1912年，陈嘉庚携家眷从新加坡回到阔别十年的家乡，从此踏上了在故乡创办教育之路。他将自己企业的收入和个人的积蓄全部投入集美的学校，1913年开办了集美小学，奠定了他建设集美学校的第一块基石。1920年，陈嘉庚创办了“集美水产航海学校。”他不惜耗资购置英国渔船机器和法国拖网铁壳渔船，供学生海上实习专用。之后，陆续创办了集美中学和集美师范学校，并将“诚毅”作为集美学校的校训。1921年，更是创办了厦门大学。

教育救国，作为陈嘉庚报效祖国的支点，希望用教育改变家乡和祖国的命运。为办好大学，陈嘉庚重金聘请和组建师资队伍。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时候，他常常是一个人承担着办学经费的压力，殚精竭虑地劳心劳力，从不放弃。陈嘉庚的办学宗旨是造福国家桑梓，培养学以致用的人才，强调知识与技能的并重。基于“振兴航业，巩固海权，一洗久积之国耻”的信念，1923年集美学校成立了全国最早的航海学校（现为集美大学航海学院），并创办了全国首支海童子军[注20]，训练志愿参加的学生掌握航海驾驶的基本技能。中国航海界称集美的海童子军是“破天荒之航海家。”陈嘉庚还创办了集美商校、集美幼稚园等，在二十世纪20年代，闽海之滨出现了一个包括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师范职业教育及水产航海、商业、农林等专科教育的魅力学村。在二十世纪30年代，陈嘉庚的企业一贫如洗、资本丧失殆尽，但他坚持“公司可以收盘，学校不能停办”，要继续奋斗，尽天职，捐助厦大。在此过程中，新加坡的福建华侨给与陈嘉庚最大的支持。虽然最终因力不从心，厦大归属政府，成为国立，但是陈嘉庚坚持厦大校名不可易。

在抗战期间，中华民族面临最危险的时刻，厦门大学坚守闽西。以“不到最后一刻，决不放弃的精神，挺起了南方之强的脊梁，肩起了中国高等教育的东南半壁江山，承担起收留因战乱而失学的青年的历史使命，勇敢的担负起粤汉铁路以东国立最高学府的全部责任。

3）赤诚报国的民族光辉

抗战爆发后，当选为星华筹赈会主席的陈嘉庚，在新加坡召开声讨日本的侨民大会，积极筹措资金，慰劳抗战将士。他说：“此次抗战救亡，为有史以来最严重之国难，国民须尽量出钱出力。”虽然那时他的企业已经倒闭，没有在握的财力，但他依然身先士卒，带头筹赈。作为胸怀全局的华侨领袖，他又在《南洋商报》上号召马来西亚各帮侨领建立筹赈组织。1938年，陈嘉庚作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临时主席和800万华侨的代言人，要求侨胞“各竭所有、自策自鞭、自励自勉、踊跃慷慨，贡献于国家。”在四年的时间里，南侨总会共筹集抗日义捐5亿国币，认购救国公债2.57亿，捐献飞机217架，坦克27辆，救护车1000多辆。抗日烽火中的陈嘉庚，及其领导的南侨总会，在民族遭遇日寇铁蹄践踏山河之时，怀揣“吾侨爱国、素不后人，则与建国复兴之大业，何可袖手旁观”的民族大义，与祖国抗战遥相呼应，在资源和装备上支援抗日战场。

1938年陈嘉庚向国民参政会提出的“敌未出国前，言和即汉奸”的著名提案，被誉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他组织“南桥慰劳团”回国考察，冲破重重阻碍访问延安，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和未来，写下《南桥回忆录》，揭露国民党腐败与独裁，客观报道延安新风。

4）新中国建设的奉献者

1949年，陈嘉庚受毛泽东的邀请，回国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他将自己在全国各地的考察见闻感想写成《新中国观感集》在新加坡出版，让南洋华侨了解新兴的祖国，并向政府提出了七项建议，每一条建议都针对现实，富有远见。当看到他亲手所建的厦大与集美学校的种种问题与他的初衷相差甚远，而让他大失所望时，在海边长大、遭受过失去海权痛苦，并在异邦奋斗半辈子的陈嘉庚，立即写信给周总理，要求查究，并给有关部门提出具体建议。

1950年，陈嘉庚放弃了优渥的生活，叶落归根。他谢绝了周总理的挽留，离开北京，回到厦门集美定居。他遵循“应该用的钱，千百万也不吝啬：不该花的钱，一分钱也不能浪费”的原则，勤俭朴素，把自己当作普通国民，住在集美校委会简陋的办公室里，但是却将全部财产用于建设集美学村、厦门大学和厦门华侨博物院。他亲历亲为，不辞辛苦，呕心沥血。陈嘉庚在厦门期间，在厦门海堤、鹰厦铁路等重大项目的建设上，都提出既节省费用、又实用科学的建议，对厦门和福建的建设发展贡献卓越。

1957年反右运动中，陈嘉庚在中南海怀仁堂的讲台上，只字不提右派，而是痛斥党内官僚主义。作为一位亲身感受延安精神而改变自己政治立场的华侨领袖，他最为忧患的是那千年的积习会腐蚀到共产党身上。在历史的天平上，陈嘉庚再次表现出一个正直刚毅国民的政治判断力和接触华侨领袖的执政素质。

1961年，在他生命的弥留之际，陈嘉庚叮嘱将自己节省的300多万存款全部用于教育，未给子女留遗产。

我们到访集美的这天（10月21日），很巧，正是陈嘉庚诞辰150周年纪念日，很有意义。站在鳌园解放纪念碑前，望着毛主席应陈嘉庚要求的亲笔题字，我们对陈嘉庚充满敬仰。陈嘉庚是中国华侨的骄傲，也是中国人的骄傲。陈嘉庚敢于拼搏、勇于承担的气魄、深沉的家国情怀与尽国民一份子天职的自觉，书写了南洋华侨奋斗与为国贡献的历史篇章。

漫步在美丽、开放的厦大校园和集美校区、参观反映时代精神的多个展览、游览曾经的避风港和厦门缘起之地、如今是年轻文艺创作者天堂的沙坡尾、在厦门嵩屿码头观看繁忙的集装箱船运和海上落日、与我们尊敬的厦门旅友德清聚餐畅聊此行收获和家史…,厦门给我们留下了难忘和美好的印象。

福建之行，内容丰富，收获满满。从数千年闽台渊源的东山路桥，到平潭岛的海防前线；从宋元繁荣的泉州，到明代中国航海巅峰时郑和下西洋的福州长乐太平港；从明代禁海后崛起的月港，到郑成功以强大的军事-商业集团，收复台湾，驱逐荷兰殖民者的壮举；从明代抗倭的军事卫所，到维护东南海疆主权的厦门胡里山炮台；从近代海军建设的晚清福建船政，到马江海战福建水师的惨败；从体现南洋华侨拼搏与爱国精神典范的陈嘉庚建造的集美学校，再到我们今天看到的福建作为海洋强省的发展和我国航母的建造与下水（中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福建号航母，标志着中国海军航母建造和技术水平的重大突破），福建给我们展示了一幅从“向海而生”到“向海图强”的波澜壮阔千年历史画卷，让我们看到中国从受屈辱到自强的艰难奋斗之路，同时，更让我们理解“自强不息、止于至善”[注21]博大中华文明的哲学内涵。厚积薄发的中国海权一定不会让福建先贤们失望的。

后记：

2024年11月初，我们从福建返京后，赵建平抓紧整理照片，精心制作福建美篇三集，12月初完成精彩的美篇后，我们就开始了广西的旅行。广西的旅行成为我俩一起出游的最后一次，赵建平制作的福建美篇也成为他人生的最后一篇。我于2024年11月开始写的未完成游记，一直搁2025年7月下旬才开始续写，8月份完成。在撰写这篇游记过程中，我时常打开赵建平的福建美篇，从中获得不少启发，然而更多的是心中的悲痛与无限的怀念。从此再也看不到他写的美篇了。

202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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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注释：

[注1]：此行我们覆盖了福建的8个地级市：福州、厦门、漳州、泉州、三明（尤溪）、莆田、南平（武夷山）、龙岩（永定）和1个综合实验区：平潭，仅未去宁德。

[注2]：此行中参观的29个博物馆、展览馆和陈列馆为：闽越王城博物馆（武夷山）、福建省博物馆、马尾船政文化博物馆、长乐郑和史迹纪念馆、平潭岛龟山遗址博物馆、林则徐纪念馆、长乐海丝馆、八闽商埠展示馆、片仔癀博物馆、莆田市博物馆、莆田市华侨文化主题馆、莆田木兰陂纪念馆、泉州市博物馆、德化陶瓷博物馆、闽台缘博物馆、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侨批与海上丝绸之路主题馆、九日山祈风石刻展览馆、南外司正司遗址展馆、厦门华侨博物馆、厦门市博物馆、厦门大学校史展、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陈嘉庚故居陈列馆、鼓浪屿历史文化陈列馆、鼓浪屿华侨文化展、漳州市博物馆、漳州市解放纪念馆、月港历史陈列馆。

[注3]：注3、福建共有5个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分别为：1、武夷山（文化与自然遗产）；2、福建土楼（包括永定区初溪土楼群、洪坑土楼群、高北土楼群、衍香楼、振福楼、南靖县田螺坑土楼群、河坑土楼群、怀远楼、和贵楼、华安县大地土楼群）；3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4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包括22个遗址）；5、泰宁丹霞自然遗产。

[注4]：注4、10个古城、古镇和古村落分别为：崇武古城（泉州）、永宁古城（泉州）、漳州古城、月港古镇（漳州）、元坑古镇（南平）、五夫镇（武夷山）、洋中镇桂峰村（三明市尤溪）、林浦村（福州仓山）、埭美古村（漳州）、东美村（漳州）

[注5]：注5、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指武夷山脉与鹫峰山脉、九曲溪河闽江、面积有限的梯田。

[注6]：注6、“海峡路桥”广义上是指，所有因海面下降而形成如桥一般的连接闽台之处。

[注7]：注7、南岛语系：即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是世界上仅有的一种主要分布在岛屿上的预习，也是世界上分布面积最广的语系之一，西起马达加斯加，东到复活节岛，北起台湾岛和夏威夷群岛，南抵新西兰广阔海域内的岛屿。南岛语系包括1262种语言，使用人口约2.7亿。

[注8]：注8、武夷山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内容主要有：1、距今3750年的架壑船棺，是目前国内外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船棺；2、距今2355年的古汉城遗址，是西汉闽越国时期的王城，面积达22万平方米；3、朱子理学文化；4、摩崖石刻，现存426幅，由宋至清，是武夷山古文化和古代书法艺术的宝库；5、古崖居遗构；6、茶文化；7、宗教文化；8、馀庆桥。

[注9]：注9、昙石山文化：因福建闽侯昙石山遗址得名。距今4000～5500年，昙石山文化是福建古文化的摇篮和先秦闽族的发源地。

[注10]：注10、七闽：是福建地区和闽族出现在历史典籍上的最早称谓，也是中原王朝认识福建的开始。

[注11]：注11、海滨邹鲁：北宋诗人陈尧有诗句：“海滨邹鲁是潮阳。”诗中海滨指潮汕、福州、泉州，潮阳指当时的潮州府，而邹鲁则指文化昌盛之地（孔子、孟子分别生于鲁地、邹地。

[注12]：注12、源自“莆田市博物馆”展示。

[注13]：注13、洛阳桥与赵州桥、广济桥、卢沟桥一起，并称为“中国四大古桥”。

[注14]：注14、泉州的22处世界文化遗产：分为制度保障与城市结构类（九日山祈风石刻、市舶司遗址、德济门遗址、天后宫、真武庙）；多元社群与城市结构类（南外宗正司遗址、泉州文庙与学宫、开元寺、老君岩造像、清净寺、伊斯兰教圣墓、草庵模拟光佛造像）；商品产地类（磁灶遗址、德化窑址、安息青阳下草埔冶铁遗址）；运输网络类（洛阳桥、安平桥、顺济桥遗址、江口码头、石湖码头、六胜塔、万寿塔）。

[注15]：注15、源自赵建平的福建美篇。

[注16]：注16、源自赵建平福建美篇。

[注17]：注17、土木堡之变：发生于明朝1449年9月1日。明英宗第四次北伐时，明朝军队在土木堡（今河北省怀来县）败于瓦刺军队，这次失败是内外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注18]：注18、德尔克所著：《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

[注19]：注19、福建五大卫所为：福州、泉州、漳州、永宁和镇海。

[注20]：注20、海童子军：集美学校于1923年船板的全国首支海童子军，由水产科学生自愿加入，配备旗舰、练习艇、巡海艇等船只。课程涵盖驾驶、游泳、救生、讯号、领港等六大技能，并开展远足、野炊、露宿等实习活动。1924年，海童子军组建红十会赴同安救治伤员267人，1925年驾驶实习船“集美一号“北上上海”，航行1000多华里。

[注21]：注21、“自强不息”语出《易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止于至善”语出《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